抢抓先机谋新突破

畜之不已，则其德日新也。

明代心学虽然是以程朱理学的对立学派出现的，但其代表人物却沿用了程朱理学家的研究与传播学术的方式——创建书院，并以书院作为研究与传播心学的基地。由于宋代理学家大多依靠书院来研究和传播其学术，因此他们的这种学术理想也在创办或者讲学于书院的过程中，转化为书院的办学理念。

[[15]] 正是通过不懈的努力，中世纪欧洲的城市出现了诸多自治城市，这些城市有自己的法律、法庭和一定的行政自治权，以及表明自治地位的徽章。书院聘任山长的主要依据是道德修养境界和学术水平，即选聘经明行修，堪为多士模范者充任山长。这样，书院的教学过程也在行政权力的掌控之中。北宋时期赐书、赐额是统治者控制书院的最常见方式，其目的是使书院的学术创新、教学活动等与官方的意识形态保持一致，从而削弱书院的自治权。不仅如此，书院在章程、学规中明确规定生徒必须尊崇封建专制统治的伦理纲常，如朱熹在《白鹿书院揭示》中明确提出：父子有亲。

为践履这一办学理念，理学家们基本上都将学术研究与传播作为其书院活动的主要内容。清代岳麓书院招生仍掌握在地方行政长官手中，巡抚陈宏谋规定，岳麓书院定额正课五十名，附课二十名。这段时期内，理学家的教育活动、理学学术成果的形成、理学思想的传播、理学学派的形成、理学思潮的发展，往往要以书院为基地，总之，书院与理学的相互渗透，极大地促进了理学学术的发展。

[[7]] 参见陈谷嘉、邓洪波：《中国书院制度研究》，355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所以，明代岳麓书院还建有专门的迎宾馆、集贤馆，以供游学之士居住。总之，江南各地书院的数量、规模、影响均远远领先于其他地域，保持了长江流域书院建设发展的优势地位。书院制度的形成是在北宋。

（1）   士绅社会的发展 唐、宋以后的一千多年，士绅社会与书院教育有一种很强的互动关系：士绅社会的发展，必然通过积极地创办书院以表达自己对社会的责任和对文化的关怀。元朝政府亦对这种民间的个人行为予以表彰，如退居故里的千奴，他退居濮上，筑先圣宴居祠堂于历山之下，聚书万卷，延名师教其乡里子弟，出私田百亩以给养之。

[[10]] 参见朱汉民：《湖湘学派与岳麓书院》，2页，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1。而理学思潮出现后，情况则发生了很大变化。另一方面，大量建于乡村、城镇、家族的书院均属那种基础教育程度的书院，这一类书院的数量多、分布广，在我们对地方书院的统计数字中，大量的书院均属这种类型。长江流域的造纸业十分发达，一方面是各地均有自己的知名作坊和高超的技艺，如歙州(今安徽省歙县)的造纸技术就闻名一时。

（2）   学术思想的繁荣 书院既是中国古代教育中心，也是学术思想的研究中心。书院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刻书出版功能。这里，我们拟对长江流域书院群崛起的现象作粗略的勾画。其刻书的范围，除了积累自己的文化学术成果，如刊刻上述书院主持者的著作、讲义以及语录、课艺、书院志、同门录外，还刊刻能服务书院教学、研究、交流的经史子集各类图书。

故厚斋谓岳麓、白鹿，以张宣公、朱子而盛，而东莱之丽泽，陆氏之象山，并起齐名，四家之徒遍天下，则又南宋之四大书院也。特别是到了南宋，理学学术的重心完全转移到了南方，长江流域一带成为理学的重镇。

在源远流长的中国古代教育史中，延续千年的书院教育是其最具特色、最有成就的组成部分之一。北宋时，杭州的毕升试制成功了活字印刷，其印刷方法具有制活字、排版、印刷等主要步骤，极大地促进印刷业发展。

最重要的就是把主持书院教育的山长列为朝廷命官：凡州县书院的山长与学正、学录、教谕一样，并由礼部任命。同时，在江南一带形成了许多道教名山。另一方面各地的造纸原料也不同，江南一带就各以麻、竹、藤、苔、稻草、麦茎等为造纸原料，故而造出的纸各有特色。到了南宋，由于政治、军事形势的急剧变化，中原地区已经全部被金兵占领，作为民间新兴的书院教育受到了严重的摧残，除个别之处外，中原地区再也难觅书院的弦歌之声。这段时期内不仅北方的佛教文化十分发达，长江流域的佛教传播也十分繁荣。王阳明的学术思想形成于贵州，并且他在贵州创办龙岗书院、文明书院讲学。

由于长江流域的造纸业、印刷业的发达，使原本十分珍贵的书籍大大得到普及。石鼓书院因办学影响大亦受到朝廷赐额。

可见，如果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书院数量作一粗略的比较，就可以发现，两者在北宋时期的兴办书院热潮中完全居于不同的地位。藏书是书院的三大规制之一，故而是书院的重要组成要件。

由于佛教寺庙、道教宫观林立于名山之中，而早期的书院亦深受佛道二教的影响而创设于名山，佛道的宗教理论，修养方法也影响了理学学术及书院教学。地处长江流域的南宋四大书院，均是这种高等的教育机构。

江南几个书院发达的地区，如江西、浙江、湖南、福建、四川等，每个地方的书院都多达数十所，可见这种以书院为代表的教育体制在南宋时期的长江流域已经完全确立。民间和官方共同努力，是明、清时期书院得到大力推广和普及的主要原因。北宋时期创立最多书院的省份主要是江西、湖南、浙江、江苏、湖北、福建、四川、安徽等长江流域的省区。[[3]] 自中原沦于金兵铁蹄之下，北方书院荡然无存。

它们或因办学规模大或因名人主持，被列入宋初四大书院或著名书院的名录中。[[11]] 《白沙学案》，《明儒学案》卷三七。

这里主要例举几个条件，以阐述书院形成、发展的社会文化原因。整个宋代的书院建置数目表明，长江流域的书院数量已占全国总数的74.43％，黄河流域仅占3.25％。

这样书院的祭祀就有很浓厚的承传学统、彰显地方文化的文化积累功能。此外，像江苏的茅山书院、浙江的稽山书院，均是北宋时期的著名书院。

相反，江南地区的书院建设则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中国地缘广大，各地所提供的造纸原料不同，故而造出的纸在质量、用途上各具特色。江西的著名书院亦很多，如白鹿洞书院就受到朝廷赐九经的待遇，亦是宋初四大书院之一。明、清以来，书院刊刻书籍的数量越来越大，故而有的书院还专门设有刊刻图书的书局，承担地方上刊刻出版书籍的任务。

四大书院通常是指北宋的四所著名书院。[[5]] 《元史·和尚传》附《千奴传》。

如浮梁的绍文书院、吉州的白鹭洲书院、潭州的岳麓书院、婺源州的晦庵书院、南康的白鹿洞书院、浙江青田的石门书院等等，都是由地方官府出面主持修复或修建的。所以著述是书院实现文化积累的重要方面。

后期共41人，南方人氏23人，占总数的56%。这种聚徒授业的教学活动，实开辟了一种新的教学组织形式。